邹韬奋:永不能忘记的先生 | 教师节献礼

娇薇

9月10日

教师节

铭记在心   恩师难忘

难忘师恩,在人的一生中,总有那么几位让我们铭记在心、念念不忘的老师。值此特殊节日,送上邹韬奋难忘恩师的两篇文章,祝全国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永不能忘的先生


邹韬奋


曾经偶然在西报上的“补白”里看到这两句怪有趣的话:


“A gossip is one who talks to you about others; a bore is one who talks to you about himself.”


如把这两句话勉强译成中文,大意也许可以这样说:“喜欢闲谈的人,就是对你瞎谈着别人的事情;令人讨厌的人,就是对你尽谈着关于他自己的事情。”我说“勉强译成”,因为一种文字的幽默意味,最难一点不走漏地译成别一种文字,但是无论如何,大意是可以明白的了。我尤其注意第二句,即“令人讨厌的人,就是对你尽谈着关于他自己的事情”。一个人谈到自己的事情,往往要罗罗嗦嗦地拖泥带水地说个不完,使人听了感觉到厌烦,诸君也许已经有过这样听得不耐烦的经验吧。我有鉴于此,所以向来对于“自述”一类的文字不愿写。


最近因为在香港办了几个月的报,回到上海以后,有不少朋友问起在香港的情形,我便写了好几篇《在香港的经历》(登在《生活星期刊》),原来不过随笔写来,拉杂谈谈而已,不料有好多读者写信来勉励我要多写一些,大概还不觉得怎样厌烦;但是在香港几个月的经历就不过那一些,所以登了九期就把它结束了。可是经了读者的这样怂恿,我又转着念头,想要尝试写几篇《二十年来的经历》,不知道要不要引起诸君的厌烦。倘若读者听得厌烦,我希望不客气地写信来警告一下,我便可提早结束,或不再写下去。


我这二十年来的经历,想从小学时代谈起。当时我所进的是南洋公学附属小学,校长是沈叔逵先生。他是一位很精明干练的教育家,全副精神都用在这个小学里面,所以把学校办得很好。我们那一级的主任教员是沈永癯先生,他教我们国文和历史,——我最感兴趣的科目。他那样讲解得清晰有条理,课本以外所供给的参考材料的丰富,都格外增加了我的研究兴趣。


我尤其受他的薰陶的是他的人格的可爱。我这里所谓人格,是包括他的性格的一切。他的服饰并不华丽,但是非常整洁,和我所不喜欢的蓬头垢面的自命名士派的恰恰相反。他对于所教授的科目有着充分的准备,我对于他所教的科目有任何疑难,他都能给我以满意的解释。他教得非常认真,常常好像生怕我们有一句一字不明瞭;他的认真和负责的态度,是我一生做事所最得力的模范。


他并没有什么呆板的信条教给我,但是他在举止言行上给我的现成的榜样,是我终身所不能忘的。我自己做事,没有别的什么特长,凡是担任了一件事,我总是要认真,要负责,否则宁愿不干。这虽然是做事的人所应该有的起码的条件,但是我却永远不能忘却永癯先生给我的模范。此外令我倾倒的是他的和蔼可亲的音容。他对于学生总是和颜悦色的,我从来没有看见他动过气;我上他的课,比上任何人的课都来得愉快。但是他所以得到学生的敬爱,并不是由于姑息,随便,撒烂污,却是由于认真而又不致令人难堪。我当时敬爱这位先生的热度可以说是很高很高,但是并未曾对他表示过我的这样的心意,现在这位良师已去世多年了,可是我一生不能忘记他。


当时我们的一级里只有二十个同学,因为人数少,彼此的个性相知很深,现在有的做医生,有的做律师,有的做工程师,有的服务于邮政局。陆鼎揆律师也是当时同级里的同学之一。在国文一课,我们俩是劲敌。每星期有一次作文,永癯先生批卷很严;最好的文章,他在题目上加三圈,其次的加两圈,再次的加一圈。此外仅于一篇之中比较有精彩的句子的点断处加双圈。每次文卷发下来的时候,大家都好像急不及待地探听谁有着三圈,谁有着两圈,谁有着一圈,乃至于下课后争相比较句子点断处的双圈谁多。有的同学紧紧地把文卷藏在课桌的抽屉里,压在重重的课本下,生怕有人去偷看它,那很显然地是一个双圈都没有!当时我们那种竞赛得津津有味的神情,大家都感觉到深切的兴趣。有了这样的竞赛,每星期都受着推动一次,大家都的确容易有进步。

 

(原载1936年10月25日上海《生活星期刊》第1卷第21号,署名韬奋。)





大声疾呼的国文课


邹韬奋



当时我进的中学还是四年制。这中学是附属于南洋公学的,叫做“中院”。大学部叫做“上院”,分土木和电机两科。(当时南洋公学虽已改称为交通部工业专门学校,但大家在口头上还是叫南洋公学。)中院毕业的可免考直接升入上院。南洋公学既注重工科,所以它的附属中学对于理化算学等科目特别注重。算学是我的老对头,在小学时代就已经和它短兵相接过,但是在中学里对于什么代数、几何、解析几何、高等代数等等,都还可以对付得来,因为被“向上爬”的心理推动着,硬着头皮干。在表面上看来,师友们还以为我的成绩很好,实际上我自己已深知道是“外强中干”了。


但是南洋公学有个特点,却于我很有利。这个学校虽注重工科,但因为校长是唐蔚芝先生(中院仅有主任,校长也由他兼),积极提倡研究国文,造成风气,大家对于这个科目也很重视。同时关于英文方面,当时除圣约翰大学外,南洋公学的资格算是最老,对于英文这个科目也是很重视的。前者替我的国文写作的能力打了一点基础;后者替我的外国文的工具打了一点基础。倘若不是这样,只许我一天到晚在XYZ里面翻觔斗,后来要改行便很困难的了。但是这却不是由于我的自觉的选择,只是偶然的凑合。在这种地方,我们便感觉到职业指导对于青年是有着怎样重要的意义。


当然,自己对于所喜欢的知识加以努力的研究,多少都是有进步的,但是环境的影响也很大。因为唐先生既注意学生的国文程度和学习,蹩脚的国文教员便不敢滥竽其间,对于教材及教法方面都不能不加以相当的注意。同时国文较好的学生,由比较而得到师友的重视和直接间接的鼓励,这种种对于研究的兴趣都是有着相当的关系的。


我们最感觉有趣味和敬重的是中学初年级的国文教师朱叔子先生。他一口的太仓土音,上海人听来已怪有趣,而他上国文课时的起劲,更非笔墨所能形容。他对学生讲解古文的时候,读一段,讲一段,读时是用着全副气力,提高嗓子,埋头苦喊,读到有精彩处,更是弄得头上的筋一条条的现露出来,面色涨红得像关老爷,全身都震动起来(他总是立着读),无论那一个善打瞌睡的同学,也不得不肃然悚然!他那样用尽气力的办法,我虽自问做不到,但是他的那样聚精会神,一点不肯撒烂污的认真态度,我到现在还是很佩服他。


我们每两星期有一次作文课。朱先生每次把所批改的文卷订成一厚本,带到课堂里来,从第一名批评起,一篇一篇的批评到最后遇着同学的文卷里有精彩处,他也用读古文时的同样的拚命态度,大声疾呼地朗诵起来,往往要弄得哄堂大笑。但是每次经他这一番的批评和大声疾呼,大家确受着很大的推动,有的人也在寄宿舍里效法,那时你如有机会走过我们寄宿舍的门口,一定要震得你耳聋的。朱先生改文章很有本领,他改你一个字,都有道理;你的文章里只要有一句有精彩的话,他都不会抹煞掉。


他实在是一个极好的国文教师。我觉得要像他那样改国文,学的人才易有进步。有些教师尽转着他自己的念头,不顾你的思想;为着他自己的便利计,一来就是几行一删,在你的文卷上大发挥他自己的高见。朱先生的长处就在他能设身处地替学生的立场和思想加以考虑,不是拿起笔来,随着自己的意思乱改一阵。我那时从沈永癯先生和朱叔子先生所得到的写作的要诀,是写作的内容必须有个主张,有个见解,也许可以说是中心的思想,否则你尽管堆着许多优美的句子,都是徒然的。我每得到一个题目,不就动笔,先尽心思索,紧紧抓住这个题目的要点所在,古人说“读书得闲”,这也许可以说是要“看题得闲”;你只要抓住了这个“闲”,便好像拿着了舵,任着你的笔锋奔放驰骋,都能够“搔到痒处”,和“隔靴搔痒”的便大大的不同。这要诀说来似乎平常,但是当时却有不少同学不知道,拿着一个题目就瞎写一阵,写了又涂,涂了又写,钟点要到了,有的还交不出卷来,有的只是匆匆地糊里糊涂地完卷了事。

 

(原载1936年11月8日上海《生活星期刊》第1卷第23号,署名韬奋。)


在其短暂的一生里,韬奋留下了800余万字的文字作品,除译作外,内容涉及时评、人生修养、海外游历见闻、新闻出版的职业心得和个人经历。我们将其择选整编为两册,其一收录了韬奋自传性质的文字,包括《经历》全文、《患难余生记》及讲述生活书店创办及成长经过的一组文章;名为《生活与我》,既是韬奋人生自述之意,更体现了《生活》周刊及生活书店与其生命的紧紧相连。


另一册则汇集其最具代表性的篇章,按杂谈、书话、游记和新闻出版的四大主题串联;书名《转到光明方面去》,乃取自书中一篇随笔的题目,颇能反映韬奋先生的奋斗历程和精神追求。


这些文章,体现着他身为新旧、中西文化冲撞与汇合时期的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传递了他面对民族危亡迫近眼前的急切思虑,也是他身为师长、身为读者的“好朋友”所奉献的恳切之谈。他的书写,既是个人的历史,也是一段值得回望与关切的新闻出版记事。


两书均由出版人聂震宁先生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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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与我》

《转到光明方面去》

邹韬奋 著;聂震宁 选编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7年5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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