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宣扬:科学时代中的结构主义

七号书斋

编者按

自20世纪50年代起,列维-斯特劳斯和他所奠定的结构主义轰动了整个欧洲,演变成一股影响深远的社会思潮,它不仅是哲学的, 也是人类学的、社会学的、心理学的、文学艺术的,更是实际生活经验的。它代表的是一种对整个世界、整个人类社会及历史新的思想体系和研究方法。本书从结构主义的渊源、形成及发展,综述它和各学科之间的联系,引导我们进入结构主义极具革命性的、丰富有趣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中心。

高宣扬,浙江杭州人,国务院外国专家局特聘“海外名师”,2010年8月至今为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现任上海交通大学欧洲文化高等研究院院长;2004-2010年7月为同济大学特聘华裔法籍专家,时任同济大学欧洲文化研究院院长兼法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精通英、法、德、俄及印尼文,近30多年在法国、德国、英国和美国持续进行实际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的观察分析及学术调查研究,长期从事哲学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目前的研究重点方向为:(1)当代法国哲学;(2)德国哲学史;(3)当代社会理论以及当代艺术评论。

主要著作:《结构主义》,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高宣扬文集,10卷本);《存在主义》,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鲁曼社会系统理论与现代性》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当代法国思想五十年》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毕加索与当代艺术》,人民出版社,2014;《后现代:思想与艺术的悖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对话》(Le Dialogue),与程抱一院士合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等。


列维—斯特劳斯在赠予高宣扬教授的名著《猞猁的故事》扉页上写道:

“致高宣扬教授,作为友谊的纪念”


科学时代中的结构主义

文|高宣扬


如果说20世纪序幕的开启意味着人类历史迈入“科学时代”的门槛的话,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并至今仍在深化发展的结构主义思潮,就较为典型地以人文科学的方法论形式显示了现代科学技术对于社会所起的“积极的”(或正面的)和“消极的”(或负面的)双重作用;同时,也生动地体现了现代科学的发展,通过人的精神创造活动,借助于语言符号体系这个人类文化发展的主要杠杆的“中介”作用,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和方法论两个方面所可能引起的划时代的变革。透过当代结构主义思潮的半个世纪左右的发展过程,我们看到的,与其说是一个思想方法论的孤立的形成过程,毋宁是在“结构主义”这个具代表性的“现代社会思潮”模式中,所表现出来的: 


(一) 20世纪之后,社会进入“科学时代”之后所可能引起的变革,在人文科学的社会科学领域中导致学科关系和各学科总体结构的调整结果及其走向;


(二) 科学时代中的人类思维活动模式的多样性、多变性、无拘束性及其对传统思想方法的挑战程度及方式;


(三) 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在人类知识总体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加强及其对社会生活,特别是对人的行为、人的道德观念所起的反作用;


(四) 语言和符号象征体系在交往行为日益发达的“科学时代”中,对人的认识与行为所起的越来越突出的作用。



早在20世纪初,胡塞尔就已经强烈地意识到当代科学的发展,已使那些仍然在许多重要方面沿袭传统的人文科学,面临重大的危机。胡塞尔在19世纪与20世纪的转折时期,更确切地说,在1893年至1917年之间,写出的《论内在时间意识的现象学》,已经用明确的哲学语言,试图把受到最新自然科学,特别是数学的启示而初具规模的结构主义方法,推广应用于关于意识的现象学研究中。


大家知道,“结构”的概念是从1870年之后,由于变量分析及其后的拓朴学的发展,而在数学科学中占据了中心地位的。正是胡塞尔在1882年所写的博士论文《论变量计算》中,已经试图总结数学中的结构主义方法,提出一种“自由变量”的逻辑概念,以便揭示事物的本质、不变的关系及先天性的问题。胡塞尔同时也在《逻辑研究》中首次概括出关于结构统一体的有效的普遍规律。在《逻辑研究》的第三部分中,胡塞尔以《论关于总体与关于部分的理论》为题,阐明了“体系”和“整体”的构成规律,这是和数学中关于“结构”的定义相近似的——按照数学的观点,“结构”就是那些把一个结构的各个因素联结起来的诸关系的集合体,即整体。


在胡塞尔去世之后半个世纪左右,他的学生博伊斯·吉布森(W. R. Boyce Gibson,1869—1935)才在晚期发表的一本跟随胡塞尔在弗莱堡学习的日记中透露,胡塞尔在1928年向他的学生推荐上述论整体与部分的关系的论文,并强调说这篇论文是研究现象论哲学的必读参考书。


这也就不足为奇: 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和胡塞尔的追随者的语言学家,雅各布森在1929年比其他科学家,甚至比他的同时代的哲学家,更清醒地意识到作为科学思维的基本方法的结构主义的重要意义。


雅各布森指出:“如果我们想要在它的最多样的表现形式中简略地概括当代科学的指导思想的话,我们除了用“结构主义”以外,再也找不到其他更准确的表达语词。现代科学所研究的每个现象集合体,并不被看作一个机械的堆积,而是一个结构的统一体,即一个体系,而科学的基本任务是发现它们在静力学和动力学方面的内在规律。当代科学所最感兴趣的,并不是进化的外在推动力,而是进化的内在条件,并不是以机械的表面现象所表现的生成过程,而是其功能。”


胡塞尔和雅各布森双双几乎在同一时期内,以现象论的哲学作为方法,从数学和现代科学中所总结出来的上述“结构”概念,已经包含了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的基本要素。所以,列维—斯特劳斯也一再强调其结构概念与现代科学研究成果的不可分割之联系。他说:“在社会科学中,结构研究是数学现代发展的间接成果,数学的现代发展与传统数学相反,不是着重于量的观点,而是更强调质的方面。”


应该指出,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间,在现代科学的发展影响和启示下,试图把结构主义提升为一般方法论的科学家和哲学家,并不只是雅各布森和胡塞尔两人。


哲学家布伦塔诺(Franz Brentano,1838—1917)曾试图在心理学领域中区分生成论与描述性的方法。在他看来,后者比前者的优越性在于不满足于前者那种单纯从外部的前后因果关系去说明心理现象,而是着重从内部关系的整体观点去分析心理经验。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布伦塔诺所倾向推广的描述方法论中,也包含了胡塞尔现象论结构主义的重要因素,即排除基于归纳法的描述,而直接地对对象本身进行直观(Intuition)。直观实际上是静观,是同生成论的那种从运动、发展和前后连续的因果观点相对立的。正是这种被胡塞尔概括成“静观的现象学”(Statische Phänomenologie)的方法,后来被列维—斯特劳斯系统地发展成“共时性”的概念,构成为与传统的因果论、发展论和历史主义相对立的结构主义基本原则。


与布连达诺同时,英国哲学家罗素在1919年的著作《数理哲学导论》(Introduction to Mathematical Philosophy)和奥地利哲学家鲁道夫·卡尔纳普在1928年的著作《世界的逻辑建构》(Der logische Aufbau der Welt)中,都试图把数学中的“结构”概念引入他们的分析哲学之中。


同样,爱德华·铁钦纳(Edward B. Titchener,1867—1927)的结构心理学、马克斯·威特海默(Max Wertheimer,1880—1943)、库尔特·考夫卡(Kurt Koffka,1886—1941)及沃尔夫冈·柯勒(Wolfgang Kohler,1886—1941)等人的“格式塔”形态心理学、索绪尔的一般语言学理论以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及其文化论,也都从各个角度、以不同的程度为当代结构主义的产生作了理论上的准备。



这一切表明,结构主义正是科学思维的产物,是科学方法论发展的一个成果。这样的结论,应该成为我们研究结构主义的基本出发点。有些年轻人单纯地从追求思潮时髦的角度去对待结构主义,是背离了这个基本出发点,因而也把握不住结构主义的基本精神的。


当我们从方法论的高度,一再强调结构主义与科学方法的密切关系时,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说,可以把结构主义与科学方法直接地等同起来。


在这方面,列维—斯特劳斯本人曾同时地强调哲学与科学的密切联系及其相互之间的不可通约性。列维—斯特劳斯接见法国《新观察家周刊》记者迪迪耶·埃里邦的访问,并对他说:“哲学在当今世界上仍然占据一个重要地位,但必须以它的思维建立在现存的科学知识及其成果的基础上作为先决条件,伟大的哲学,正如默里奥·彭迪所说,乃是那些伟大人物的作品,而这些伟大人物是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最智慧的人。他们的哲学思维立足于他们的科学成果之上。……哲学家们不能自外于科学,因为这种科学不只是巨大地扩大了和改造了我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而且还扭转了思想的实施规则。”


另一方面,列维—斯特劳斯还清醒地指出:哲学从科学中得到启示而总结出来的新的方法论,固然可以推动着科学思维和人文科学的发展,但任何科学的哲学方法论都不能代替科学本身,也永远不会与科学相重合。他说:“科学思维就其在广阔领域中所表现出来的限度内,例如在生物学和在物理学中,对我来说,就好比探照灯。……我要尽一切可能地倾向于它,但可以肯定永远不可能同它相汇合。”


如果说,结构主义从一个侧面表现了科学进步对人类思维规则的冲击作用的话,那么,恰巧通过结构主义这一个崭新的方法论,我们可以看到: 对于结构主义的不同理解和应用,又会产生何种不同的效果。


首先,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由于应用结构主义的方法,传统的理性主义和历史主义方法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当科学的发展已经不满足于对前因后果的探索时,结构主义有理由把观察点集中到中断的、共时的,因而是不动的层面上。在这个时候,作为研究对象的整体结构,已经不是它同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状况的历史关系,也不是在传统认识论意义上的,作为观察者的“主体”之外的一个外在的“客体”,而是这个整体结构本身,作为已经凝集成一体的存在物,其内部所包含的、正在发生作用的各个元素之间的全部关系及其“含义”。从这个角度去解析这个整体结构,具有着传统的历史主义方法所不能提供的极其丰富的发展潜力。


我把“含义”用括号加以突出,因为它是一切结构主义方法所要力求达到的目标,也是历史主义者只满足于抽象地加以肯定,又不愿加以具体展示的方面。以万里长城为例,历史主义所感兴趣的,是讲述秦始皇筑长城的前因后果,而当涉及到万里长城的“意义”时,又必定要抽象地论述它对社会发展所起的各种作用。与此相反,结构主义者只把万里长城看作是一个完整性的文化沉积物,包含着无限“意义”和“象征”,至于那些对历史学家来说非常重要的建造因果和建造过程,已经是降为次要的东西了;因为这一切历史延续过程,本来就早已凝聚成一个有意义的整体结构而存在着。所以,理论家的任务勿宁是揭示这个结构中的各个因素的相互关系,衬托出其中含有的意义本身。



结构主义的这种旨在寻找“意义”的整体结构分析方法,只把我们眼前所看到的长城及其中的“意义”列为首要,其他的一切都是可以被忽视的因素。


这就像罗兰·巴特所举的著名的“一束玫瑰花”的例子一样:“假设有一束玫瑰花,我以我的感情使它有所意义,难道不因此而在这里只存在一个‘意谓者’和一个‘被意谓者’吗?不。说真的,在这里,存在着的,只是‘被感情化的玫瑰花’。但是,从分析的角度来看,确实存在着三个因素;因为装载着感情的玫瑰花完完整整地在那儿,并且它恰巧由玫瑰和感情所组成的。这一些因素和另一些因素在相互结合和构成作为第三种事物的信号以前,都是存在着的。……但是,在这里那个‘意谓者’是空的,而符号却是充满着含义的,因为它就是意义。”


对于“万里长城”和“一束玫瑰花”的分析,很生动地告诉我们,由于采用结构主义的方法和拒绝使用历史主义的方法,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会产生何等重大的变化。


由于结构主义的应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整体结构发生了变化,以历史学为基础的旧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需要从根本上加以调整,而由于结构主义同时地扩大了语言学、符号论和象征学在人文科学中的地盘,正如保罗·利科所说:“结构主义,在人类学和一般人文科学中贯彻应用了语言学的模式”,所以,人类思维活动也获得了新的变化可能性,以致可以说,由于这个新的思维模式的推广,思想家们都被抛射到无边无际的语言海洋中,真正地实现了早在二千多年前由亚里士多德所幻想的那种“绝对自由”的“理论思维活动”。


海德格尔曾说,语言是存在的“家”。这是一个浩瀚无比、上无天限、下无地限的真正无底无顶的深渊,在那里,人与其被掷下去,不如说被抛上来。思想一经回流到由结构揭示的语言整体海洋,就真正地如鱼得水自由翱翔,想想看,还有什么比在这个浩瀚的海洋中游泳更自由的呢?


因此,人文科学经结构主义而同语言这个“存在”的“家”结缘,其发展前景是难以预测的。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1929—)承认,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当语言符号分析的方法论尚未全面地被应用到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时候,他一直未能走出“意识哲学”和早期批判理论的牢笼,以致使他无法突破对当代社会的研究。但是,当他和阿佩尔一起研究语言符号论,当他把从胡塞尔到维特根斯坦的所有交往理论加以总结以后,哈贝马斯便终于完成了“批判理论的语言学转折”。正是在这样的由结构主义所引起的方法论革命的背景下,哈贝马斯才完成了关于交往行为理论的研究。


哈贝马斯关于交往行为的理论,可以成为结构主义方法论在人文科学中的推广的一个间接成果。在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中,哲学、社会学、语言学、人类学、经济学、伦理学等学科相互渗透,真正地同当前的以交往行为为网络的世界相适应。


同科学的发展对世界可能产生正面和负面的双重效果一样,结构主义对人文科学的发展也包含着双重作用。


米歇尔·福柯在他的《词与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 une archeologie des sciences humaines)一书中说,“伴随着语言的存在在我们的地平线上所发射的耀眼光芒,人正在面临着灾难。”也就是说,“人既然是在语言扩散的时候被形成的,他怎么不会因语言的集中化而被驱散呢?”在米歇尔·福柯看来,既然语言蕴含着一切奥秘,重要的问题,不再是去分析那作为主体的“说着话的人”,而是那个长期以来一直被人愚弄而未能展示其真正意义的语言本身。但是,人文科学一旦在结构主义的启示下而开始全面分析语言,便越来越发现传统文化以“人”为“主体”和以“知识”为“客体”所建构的体系的有限性及其消极性,越来越发现重建新文化过程中彻底摧毁旧方法论传统的必要性。


米歇尔·福柯从结构主义出发,又深感结构主义之不足,使自己的理论和方法有可能远远地超出结构主义的范围而发展,以致连自封为结构主义者的皮亚杰也说,福柯的结构主义,乃是“一种没有结构的结构主义”。



但是,米歇尔·福柯的思想方法果真只有灾难性的一面吗?我们还是回到哈贝马斯,他在《关于现代性的哲学论证》中指出,正是米歇尔·福柯和雅克·德里达等人的法国“新结构主义”思想,促使他深入研究“现代性”的问题,对于揭示当代文化与当代人类意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另外,雅克·德里达和吉尔·德勒兹等人的理论成果,也同样显示了由米歇尔·福柯所开创的研究方向的深远影响。


所以,一方面,夸大语言结构及符号的分析,固然可能导致否定主体和否定人性;但另一方面,单纯地深入语言结构和语言符号本身,也可以开辟新的研究境界,为人文科学的发展提供更广的前景。这里的关键是如何掌握和应用结构主义的方法的问题。


真正地把握结构主义的科学精神,那在表面上毫无人性和没有历史的语言符号和各种结构,可以活灵活现地蹦跳起来,充满生命力。保罗·利科说得好:“象征使人思想”(Le Symbole donne  à penser)。历史主义者所描述的历史,就其事实的内容而言,同象征所可能包含的丰富含义相比,是极其贫乏的;相反地,象征一旦开动人的思想机器,便可以喷射出耀眼的智慧光芒。在谈到神话的象征时,罗兰·巴特说: 它随时可以容纳一大堆无限的含义,因为神话乃是在飞翔中的语言,是不愿意死亡的语言。思想家一旦放弃一切陈俗陋习而栽入语言的海洋,等候他的,乃是真正的理论思维的自由女神。到那个时候,我们便可以作到海德格所说的:“思想由于它在思想而想其所想”(Das Denken handelf, indem es denkt)。


由结构主义的原则和方法所启示而发生的理论变革,还戏剧性地显示了一个“后现代的时代”或“后现代的社会”的文化结构的特征,即以语言为中心的多样化象征性结构的文化的出现。


这种新型的文化结构,汇集了由罗素、石里克(Moritz Schlick, 1882—1936)、卡尔纳普和维特根斯坦等人所创立和发展的语言哲学,由皮耳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 1839—1914)和莫里斯(Charles W. Morris, 1901—1979)等人所创建的语用论、由胡塞尔和海德格等人所开创的语言存在论、由卡西尔(Ernst Cassirer, 1874—1945)奠定的文化象征论、由拉康(Jacques Lacan,1901—1981)所发展的精神分析语言符号论、由索绪尔和罗兰·巴特等人所发展的符号学、由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1768—1834)、狄尔泰(Wilhelm Dilthey,1833—1911)、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1900—2002)和利科等人所发展的解释学理论,以及由尼采和弗洛伊德所开创的反传统文化的哲学路线,将分析语言和解剖语言推向新的维度,不仅揭示语言以及由语言所创立的文化的奥秘,也探索语言的局限及破坏语言的可能性,试图闯出一个除了由语言外,还可能由其他的象征体系所创建的新文化,旨在建立一个多元化的文化社会——正如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 1929—2007)所说:“如果要突出事物的现代状态的特征的话,我可以说,这就是酩酊大醉后的状况。所谓酩酊大醉,就是现代社会的整个爆炸性时刻,就是在一切领域中的解放: 政治解放、性的解放、生产力的解放、破坏力的解放、妇女的解放、儿童的解放、无意识的冲动的解放及艺术的解放等。就是一切表象观念模式的升华,也是一切反观念模式的升华。这是一种总疯狂,是现实的、合理的、性的、批评的和反批评的以及增长的和增长的危机的狂欢。我们曾经经历了一切事物、符号、信息、意识形态及快感的潜在的生产和过剩生产的所有通道。如今,一切都解放了;所有的戏都演完了,而我们集体地面对着残酷的问题: 在狂饮之后,怎么办?”詹明信(Fredric Jameson,1934— )曾经干脆用“东拼西凑的大杂烩”(pastiche)和“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两个概念概括“后现代社会”的文化特征。但不可忽视的是,在这些表面消极的批判概念背后,隐含着受到结构主义启示的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对传统文化的积极批判和彻底重建新文化的决心。伊哈普·哈桑(Ihab Hassan)中肯地指出:“尽管像现代主义本身那样,后现代主义可能仍然是一个极争议性的范畴,但是,把它说出来,并非完全是无益的。那种努力,那种无止境的识别的努力,仍然值得我们惊觉地加以关心,如果我们只是描画我们的文化选择、我们的历史实际和我们的自身形象的话……在我们的多元的和对话的宇宙中,除了这样的作法以外,没有别的选择。”


由结构主义所启示的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走上了结构主义本身所没有预想到的严重后果,以致使结构主义本身也受到了这些新思潮的怀疑、批判和摧毁。贾克·德里达曾经用“sous-rature”,即“打叉否定”这种隐喻式否定方式,表明被“打叉否定”的语言一方面由于其不确切的含义而被否定,另一方面又正是同样由于其不确定性和被否定而必须使之保留下来。德里达对于语言的这种隐喻态度典型地表现了他对结构主义的既否定、又保留的态度,同时,也表现了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对于语言的既否定、又保留的态度及其意欲由此建构新文化的努力方向。由德里达等人所开辟的后现代主义的新文化,主张用全新的象征结构去替代传统文化由之建构的语言系统——如果说以语言结构为基础的传统文化把语言系统归结为“意谓/被意谓”的结构系列,似乎意谓与被意谓者是一一对应,如同镜子中的物像与被反映的物的对应关系那样,那么,后现代主义所强调的正是对上述传统“符号/意义”的对应关系体系的叛逆和摧毁。在这种带强烈冒险性的文化探索中,包含着摆脱语言控制,并以解除语言的“意谓/被意谓”的结构为代价而建构出反语言的象征体系的创意。想要以传统文化的观点对后现代主义的这些尝试作出评价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公正的。与其急急忙忙地冠之于虚无主义而简单地加以否定,不如耐心等待其可能引起的效果,因为人类文化归根到底是要在多元化的趋势中不断地更新和发展的。


高宣扬

1991年12月1日于

东吴大学社会研究所

注:为阅读方便,本文省去全部注释。

本文摘自高宣扬著《结构主义》,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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